歷史沿革 古往今來 周氏蝦捲 由於當時沒有瓦斯爐，大部分民家中可用的灶只有一個，所以通常要在一周前用土磚泥料砌好ㄇ字型的「土（角）灶」，並待其乾硬之後供辦桌師烹調使用；而搭土（角）灶也象徵著「起灶」，閩南語中意味著一個新家庭的成立。 辦桌，是台灣人宴請客人的主要方式之一，具開放參與的性質，且需要眾人齊心協力完成。 在早期的台灣社會中，生活不如今日便利，舉辦一場辦桌活動甚至要動員全村的人力，只有家境富裕的人家，才有足夠的資本設置這樣的酒席宴請賓客，經濟較拮据的鄉村地區，飲食習慣多半也有所節制，因此，早期的辦桌文化，其實隱含著城鄉差距的議題。 華人社會向來喜好藉由「飲食」來處理人際關係，許多大小事也都習慣伴隨著飲食來進行。 陳月娥，《城鄉地區居民生活型態、文化參與及文化認同之研究──以宜蘭地區為例》，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。 影像 終於來到解禁這一天，疫情下台灣百工心內話 6月7日，台灣終於大規模解禁。 我們訪問16位受疫情影響的人們，訴說這段日子工作上的衝擊、焦慮、發現與轉念。 古來生當時的意思是，若沒有政府的刺激帶動，夕陽產業的辦桌文化恐怕要永遠沉睡。 但換個角度想，這次疫情何嘗不是隻土虱，讓業者遍體鱗傷，卻也可能是讓產業活過來的機會。 黃嘉郁則發現，廟宇活動參與者以老一輩居多，許多祭祀文化沒被年輕人銜接上。 外燴 當世代更替，傳統民俗被簡化，未來總舖師與廟宇的關係，可能不再緊密。 「現代人對辦桌的想像，就是一個大家聚在一起吃東西的場合。但辦桌的意義，應該是一個生命禮俗或時令歲時的聚會，」他比喻，辦桌就像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的主題趴，結婚、普度、祭祀供品⋯⋯都與生活習習相關。 借鏡國外「變形金剛」提升外燴服務28歲那年，第一次出國的汪義勇，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於食物的堅持與擺盤的美學，於是有一個念頭開始在他心中發酵，那就是決定要把在地的辦桌文化更加提升，從此愛上出國取經。 10年前的法國行，在酒展中見識到「行動餐車」的魅力，回台後著手親自設計出號稱「變形金剛」的超級外燴車，把辦桌的地點，以台南為起點，往北延伸至台北，南則到了屏東。 薛清己的年代，就算小月平均還有1,000桌；在疫情前，薛孟輝大月能煮500桌就要偷笑。 這時汪義勇正好到現場巡場，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布棚割破洩水，將廚具搬到禮堂屋簷下，接著袖子一挽開始捉魚。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，氣候、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，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，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、而是失傳的危機。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，但他們嗅到的風向，是1,330家企業放無薪假，創史上新高，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。 SARS疫情集中亞洲，疫情相對較快結束，政府也未限制集會人數；這次COVID-19撼動全球經濟，與景氣相扣的辦桌，很難在短時間內回溫。 「921傷到（外燴）一點，SARS傷到一半以上，今年的疫情，可能讓辦桌成為沒落的產業，」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祕書鍾月春感嘆。 隨著產業西進，緊接著全球經濟放緩，中小企業客戶漸減，剩下大廠。 黃金年代的刻度，大約在陳水扁執政第三年止步，有老客戶連兩年沒請他辦尾牙，一問已經倒閉。 李豐楙、朱容貴主編，《儀式、廟會與社區－道教、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》，頁14。 COVID-19（又稱武漢肺炎、新冠肺炎）疫情從限制群聚、暫緩媽祖遶境開始，外燴業者訂單少了9成，總鋪大師甚至只能去便當店「打工」。 資深總鋪師憂心的不是自己無法討生活，而是台灣從此失去辦桌真正的宴客文化和民俗意涵。 1990年代，農民曆見紅的好日，廟口和馬路邊都是「黑松大飯店」──總舖師不論強風暴雨、橋斷路崩，都得到主家澎湃開桌。 辧桌文化的「傳統味」，不只是已成電影中如同神話的「雞仔豬肚鱉」等經典菜色，更是台灣獨有的宴客人情和民俗。 台灣人的一生中幾次重要的時刻，都會辦桌請客，打從一出生的滿月酒、結婚喜宴，新居落成，到人生最後喪事後的「吃三角肉」。 尤其在以前物資缺乏年代，只要村里有辦桌，就是大家可以大魚大肉的日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