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：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2014年一月，內門舉辦了「娘家宴」，有別於澎湖擁有多年歷史的「娘家宴」傳統。 林祺銘師傅表示，其實這是內門第一次舉辦，是由當地農會找了四個商號來舉行，並開放訂桌，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將內門行銷成一個具有辦桌特色與文化的地方，讓內門辦桌不只在廟會活動會出現。 薛清己的年代，就算小月平均還有1,000桌；在疫情前，薛孟輝大月能煮500桌就要偷笑。 這時汪義勇正好到現場巡場，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布棚割破洩水，將廚具搬到禮堂屋簷下，接著袖子一挽開始捉魚。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，氣候、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，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，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、而是失傳的危機。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，但他們嗅到的風向，是1,330家企業放無薪假，創史上新高，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。 SARS疫情集中亞洲，疫情相對較快結束，政府也未限制集會人數；這次COVID-19撼動全球經濟，與景氣相扣的辦桌，很難在短時間內回溫。 「921傷到（外燴）一點，SARS傷到一半以上，今年的疫情，可能讓辦桌成為沒落的產業，」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祕書鍾月春感嘆。 推測後方著旗袍、穿西裝繫領結的男女即為新娘與新郎，正在逐桌敬酒。 每戶都會在自家的桌凳碗盤下面寫名字或標特殊記號，以免歸還時弄錯。 而2015年二月，內門娘家宴的桌數從2014年的180桌增加到300桌。 內門辦桌所象徵的小傳統經由過去十年的努力，已經從小傳統走到創新傳統 的模式。 辦桌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代，但在當時，只有天子與貴族有擺設筵席的權利。 到了漢朝，為嚴格控制人民生活，除非遇固定節令，必須經由朝廷的「賜酺」才得以聚眾宴飲。 陳志梧，《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：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宜蘭地景為個案》臺北：臺灣大學土木工程所博士論文，1988。 黃國禎，《文化政策、認同政治與地域實踐──以九○年代宜蘭為例》，台北：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8。 有趣的是，早期沒有冰箱，導致有些食材必須放在外面的架上風乾，以防食物腐壞，而必須事先煮好的食物也會放在架子上，因此這些東西都還得有人隨時看顧，以免遭竊。 早期農業社會的辦桌，一方面是「共同備辦食物」，另一方面是「共同享用食物」，其中共享食物的層面，不僅是人與人之間，還包含人與神之間的連結關係。 全國第一國家級認證的外燴廚房，我們比您重視食品安全，一定要給您最高規格的餐點品質，平價享受美食，是我們一貫的忠旨。 在結婚當天吃魯麵，應該是台南才有的嫁娶禮俗，以往台南人在婚宴當天中午會請總鋪師烹煮打魯麵，由主家分送左鄰右舍，感謝鄰居幫忙及對婚宴打擾到鄰居的不便致意，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，就是在婚禮晚宴前對總鋪師的料理功力做最後的測試。 陳偉智，〈地方史的可能性──「宜蘭文獻雜誌」十周年的一些隨想〉，《宜蘭文獻雜誌》，61，2003.01，頁62-79。 楊萬全編，潘朝陽著，〈中心──四方 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〉，收錄於《師大地理研究報告》，第23期，師大地理研究所印行，1995。 以前辦桌師傅主要是提供人力服務，由負責的刀煮師傅為客戶開菜單之後，由訂桌的客戶自己找場地、排桌椅，師傅只要人到，帶著煮菜的鍋具、設備即可，所以是支付人力的錢而已，而桌椅的擺設則客戶的鄰居都會將家裡的桌椅搬出來借用、幫忙。 一般民家的喜宴時間多半是兩個小時結束，緊接著辦桌師會將部分特地留下來未吃的菜餚拿來作為祭品「拜廠腳」，感謝這個棚子讓宴會圓滿完成，拜完才會「拆廠」（拆棚架）。 棚子拆完後，主人家會將「菜尾湯」（筵席中剩餘的菜或食材以大鍋煮的雜燴湯）分送給幫忙提供物品與人力的親鄰們，這種往來互助與餽贈的現象，也是臺灣早年辦桌過程中最具人情禮數的風貌了。 宴會上滿桌豐盛的美味佳餚，體現的不僅是主人希望能讓賓客吃得盡興的誠意，一場成功的辦桌活動，更具有匯集遠在四海的親朋好友的效益。 外燴 無論身處何種場合，或餐桌上的料理多令人垂涎，對於各個主辦者而言，他們所舉辦的每場筵席，最重要的莫過於親友之間情感的聯繫。 屬於日常飲食生活的「辦桌」對台灣人而言，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一項常民俗文化，從出生的滿月宴，到長大成人的結婚喜宴，再到生命盡頭的圓滿桌，它結合了台灣人所有的生命禮俗，是最具台灣特色的飲食成就，也是親朋好友們聯絡感情、凝聚情感的好場合。 直至民國60至80年代經濟起飛後，則以「呷好、呷巧」為特色，養殖漁業的成功發展以及各種食材開放進口，使龍蝦、九孔、石斑魚、甚至是農業社會中視為禁忌的牛肉，都陸續出現在辦桌菜單上。